4月15日上午,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。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司长、一级巡视员孙伟介绍称,今年一季度,国内新建5G基站8.1万个,总规模超过150.6万个;千兆网络端口新增54.9万个,总量达到841万个,具备了覆盖3亿家庭的能力。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施、融合基础设施、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举措,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,对相关工作做了明确部署,要求开工一批具备条件的重大工程、新型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。孙伟介绍称,2022年以来,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,在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,促进适度超前投资方面,开展了一系列工作。
一是出台了加快中小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通知,启动实施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基础网络完善工程,补齐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基础网络短板,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。二是围绕城市公共管理、企业生产管理等领域,部署了一批5G融合应用示范工程,组织实施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工程,加快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北斗导航等新技术应用,支持智慧交通、智慧能源建设,加快数字化融合基础设施发展。三是规划部署和新建20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,打造重大原创成果策源地,带动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加大创新基础设施投入。
据了解,相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。今年一季度,国内新建5G基站8.1万个,总规模超过150.6万个;千兆网络端口新增54.9万个,总量达到841万个,具备了覆盖3亿家庭的能力。目前我国已建设5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,建成中国天眼系统、全超导托卡马克等科技装置。与此同时,智慧城市、智慧交通、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应用示范工程,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,抗击新冠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孙伟特别提出,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:民间投资在投资中占大头,要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。民间投资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。
他指出,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,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具有三个特点:一是主体多元化。各级政府、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以及其他机构,都能参与进来。如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,投资主体既包含国有企业,也有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其它民企;在民用空间基础设施领域,还可以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,提升投资效益。二是规模多样化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规模跨度较大,从几十万到上亿元不等,且模式多样,在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领域,很多都是初创企业的小规模投资。三是运营市场化。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立足于市场和行业需求,其商业模式更多依靠市场的自主选择,在这些方面,民营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。
三大运营商2021年度业绩公布,相比往年数据格外靓丽——中国移动营运收入增幅创10年新高,中国电信实现收入利润双位数增长,中国联通服务收入增长创8年新高。
这也是自2013年4G商用以来,三大运营商取得的最好营收业绩,中国移动的营收规模首次突破8000亿,中国电信跨越了4000亿的门槛,中国联通也在3000亿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。
2021年是5G商用放号的第二个年头,短短两年时间三大运营商已经发展了7.3亿5G套餐用户,远远超过了当年4G用户的发展速度(2013-2015年,4G用户规模共计4.1亿),业内也普遍认为5G在中国的发展迎来了“红利期”,那么,三大运营商这一轮的高增长是否主要来自5G呢?
透过三大运营商的财报,具体分析其2021年的收入结构变化,可以看到虽然5G套餐用户增长迅猛,但是给运营商业绩增长带来的贡献却远不及预期。
以中国移动为例,其5G套餐用户数到2021年底为3.87亿,同比增加了134.4%,但中国移动的移动业务收入却仅仅增长了3.2%,远不及整体营收10.4%的增幅,其中5G用户主要使用的无线上网业务收入增幅仅有1.9%。从收入增长贡献的绝对值来看,中国移动2021年的整体营收比上年增加了802亿人民币,但移动业务收入仅增收了172亿,其中无线上网业务的收入仅同比增加了72亿。
显然,对于中国移动而言,5G套餐用户所带来的收入并未对其2021年整体营收两位数增长做出主要贡献。
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情况也类似。二者的整体业务收入在2021年分别实现了11.7%和7.9%的同比增幅,但移动业务收入的增幅却仅有7.4%和4.7%,5G套餐用户数却同比增加了117%和119%,其渗透率也已经从2020年的25%和23%,分别提升到了50%和49%,同样面临的是5G用户增长并未带来业务收入同幅度增加的局面。
移动业务收入在中国移动2021年整体业务收入中的占比达到65%,但仅同比增加了172亿,增长率3.2%,所以中国移动整体业务收入增收802亿并实现10.4%的增幅更多来自于其他业务板块的贡献:其中有线宽带业务增收了134亿,增幅为17%;包括DICT 等政企业务、“魔百和”等家庭增值业务以及“咪咕视频”等新兴业务在内的应用及信息服务业务增收了251亿,实现了33%的同比增长;产品销售业务增收了245亿,增长幅度最大,为34%;这些业务板块的业绩表现均优于移动业务。
那么,这些业务板块的增长是否有5G的贡献呢?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有线宽带业务、魔百和等家庭增值业务以及咪咕视频等新兴业务,这些以固网宽带为主的业务主要受益于新冠疫情期间线上办公、教育、娱乐等需求的增加,实现了大幅度的增收,与5G没有直接的关系。
5G在To B政企市场的应用被寄予厚望,工信部等政府部门也通过发布5G应用扬帆计划推动5G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。但从对中国移动2021年度的业绩贡献来看,5G在DICT等政企业务的收入增长上尚未发挥效用。
4月15日消息 15日上午,国家发改委就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有关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。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司长、一级巡视员孙伟介绍,今年一季度,国内新建5G基站8.1万个,总规模超过150.6万个;全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中,新开工项目25个,算力约2700万台个人计算机之和。
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施、融合基础设施、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。今年一季度,国内新建5G基站8.1万个,总规模超过150.6万个;千兆网络端口新增54.9万个,总量达到841万个,具备了覆盖3亿家庭的能力。
目前,我国已建设5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,建成中国天眼系统、全超导托卡马克等科技装置。与此同时,智慧城市、智慧交通、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应用示范工程,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,抗击新冠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推动实施“东数西算”工程方面,发改委联合四部门已批复同意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、成渝、内蒙古、贵州、甘肃、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,并规划设立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。
今年以来,全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中,新开工项目25个,数据中心规模达54万标准机架,算力超过每秒1350亿亿次浮点运算,约为2700万台个人计算机的算力,带动各方面投资超过1900亿元。其中,西部地区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6倍,投资总体呈现出由东向西转移的良好趋势。
预计“十四五”期间,大数据中心投资还将以每年超过20%的速度增长,累计带动各方面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。
近年来,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备受关注。
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、一级巡视员孙伟今日(15日)透露,一季度,国内新建5G基站8.1万个,总规模超过150.6万个;千兆网络端口新增54.9万个,总量达到841万个,具备了覆盖3亿家庭的能力。目前我国已建设5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,建成中国天眼系统、全超导托卡马克等科技装置。
据了解,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施、融合基础设施、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。
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,要求开工一批具备条件的重大工程、新型基础设施、老旧公用设施改造等建设项目。
今年以来,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,在促进适度超前投资方面,开展了一系列工作。
孙伟称,1月出台了《关于促进云网融合加快中小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》,启动实施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基础网络完善工程,补齐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基础网络短板,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。其中,规划部署和新建20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,打造重大原创成果策源地,带动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加大创新基础设施投入。
与此同时,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还提到,民间投资在投资中占大头,要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。
事实上,民间投资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。在孙伟看来,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,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具有三个特点:一是主体多元化。“各级政府、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以及其他机构,都能参与进来。比如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,投资主体既包含国有企业,也有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其它民企;在民用空间基础设施领域,还可以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,提升投资效益。”他说。
二是规模多样化,孙伟谈到,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规模跨度较大,从几十万到上亿元不等,且模式多样,在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领域,很多都是初创企业的小规模投资。三是运营市场化。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立足于市场和行业需求,其商业模式更多依靠市场的自主选择,“在这些方面,民营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。”孙伟说。
聚焦“急难愁盼” 发改委社会司安排社会民生领域投资达730亿元
除了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,政府投资也将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,加大社会民生领域补短板力度。孙志诚称,2022年仅社会司安排的社会民生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就达到730亿元。
记者了解到,国家发改委还将支持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,大力增加人民群众身边的好医院、好医生,着力减轻病人异地求医的负担。重点支持公办养老托育机构建设,创新性支持普惠养老、普惠托育、普惠幼儿园、全民健身等设施建设,切实解决孩子的“入园难”“入园贵”,老人的安心养老服务何处寻、群众健身去哪里等难题。“支持残疾人服务设施、精神卫生福利机构、儿童福利院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、优抚医院、光荣院等设施建设,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,兜牢社会底线。”孙志诚说。
值得关注的是,相比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,中央预算内投资只是一个“药引子”和“指挥棒”。